文艺批评 | 洪子诚：易彬《穆旦年谱（修订版）》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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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本文为洪子成老师为易彬老师《穆旦年谱（修订版）》所作的序言。作为对穆旦研究的佼佼者，其《穆旦年谱（修订版）》具有重要的价值。洪老师认为，首先在资料的性质和使用上，易彬坚持从报刊、书简、日记、文集等搜求第一手原始资料。其次则是年谱对档案的搜求和处理。这其中包括他在各个时期填写的登记表、思想汇报和交代材料等“自述”，同样包括他人的检举、交代材料以及“组织”的审查意见、结论等。在处理不同材料时，易彬尽力廓清材料所由产生的具体语境，以及在可能情况下，提供相关的材料作为互证（或互否）的比照。他力求在年谱的编写上 “突破谱主的单一性材料的局限”，以完成更广泛处理相关的历史材料的设想。

本文原载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7期，转载自记忆之书公众号。

感谢作者洪子诚老师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洪子诚

易彬《穆旦年谱（修订版）》

序

易彬让我为他编写的穆旦年谱写点文字。我虽然喜欢穆旦的诗，其实对这位诗人只限于一般性的了解。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读过查良铮的普希金、拜伦、雪莱、济慈，和季摩菲耶夫的翻译，而穆旦的诗却只读过1957年发表在《诗刊》、《人民文学》上的那几首。虽然1980年《诗刊》发表了他的“遗作选”，但是比较完整读到他40年代的作品，要迟至1986年。

《诗刊》1980年第2期

那年9月，在兰州参加过《诗刊》组织的新诗理论讨论会之后，一行人乘坐大巴沿着河西走廊，经武威、酒泉、嘉峪关走了三天来到敦煌。在敦煌街上小小的新华书店，意外发现人文社1986年初出版的《穆旦诗选》。当天晚上，就把这本只有150多页的小书翻读一遍。不少作品当时并不能很好理解，包括诗人生活、写作背景和作品涉及的历史内容。但浮现的隐约想法是，尽管“朦胧诗”已投下惊艳的身影，得到许多赞誉，但是，当代诗歌的开展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在此之后，曾多次想研究穆旦，但也多次打消这个念头。没有别的原因，就是觉得难以找到缩短与研究对象在知识，特别是诗歌想象力距离的路径。不过，因为参加编写当代文学史和新诗史，穆旦无法绕开，只得写下一些印象式的文字。这些文字，主要采自穆旦自己的文章（1940年《〈慰劳信集〉——从〈鱼目集〉说起》），和在新诗研究界已家喻户晓的王佐良、唐湜对他的评述，自己并无什么发明。目前，尽管对穆旦的评价存在争议，但正如易彬说的，他的20世纪中国重要诗人和重要翻译家之一的地位，应该是学界大多数人的共识。

198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穆旦诗选》

80年代以来的三十多年间，穆旦的资料整理和研究，已经有长足的进展。在诸多辛勤的研究者中，易彬是成果丰硕者之一。积十年之功，2010年底他出版了《穆旦年谱》（以下简称“年谱”）和《穆旦与中国新诗的历史建构》，2012年底又出版了《穆旦评传》。之后，又继续发掘、搜集相关资料，有不少新的发现，并在体例、方法上进一步改善，而有了“年谱”的修订版。修订版材料更加丰富、准确，新增30年代到50年代的集外文，强化穆旦作品版本谱系的信息。在有关穆旦档案发现和使用上，也取得重要进展。“年谱”修订版，以及他也即将出版的《穆旦诗编年汇校》，最直接的价值自然是在穆旦研究方面，但是，相信现当代文学、新诗研究的其他领域，也会受其惠泽。另外，易彬这部“年谱”，在现代作家年谱编纂上，也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提出若干有普遍性质的，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首先是资料的性质和使用。易彬坚持从报刊、书简、日记、文集等搜求第一手原始资料。但是，穆旦是这方面资料稀缺的作家。他只有极少量的日记和书信，很少写自述性的文字，生平的若干重要关节点留下的原始记载不多。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年谱”使用穆旦朋友、亲属和其他了解情况者在他去世后的回忆性文字。穆旦去世虽然“文革”已经结束，但是大规模的为历史“冤假错案”纠正平反的时间还没有到来。他没能如其他“九叶”诗人那样获得“自我塑造”的时机。这自然是遗憾。不过也因此迎来众多追忆文字，也算是一种“补偿”。这些“补偿性”的追念，相对于“自我塑造”也可以称为是“他人塑造”。在易彬的“年谱”中，它们有助于厘清穆旦生平，特别是某些事件和心境的细节。不过，无论是“自我塑造”或“他人塑造”的材料，其性质和价值都不能和“原始性”资料等同。重要问题在于因叙述人身份、讲述时间和动机所呈现的单一指向性，也就是回忆的那种“再造”的性质。基于对这一局限的理解，易彬在使用上取相对谨慎的态度。可以看到，在“年谱”中，这类材料多数情况下不被纳入“正文”，而是作为“正文”的扩展性的供参照的材料使用。这应该是一种较为稳妥的处理方式。

“年谱”材料上的另一特点，是档案的搜求和处理。“当代”可以说是个“档案社会”，档案与“当代人”的生活、命运的紧密关联不言而喻：至少在八九十年代之前是这样。对于经历这个历史时期，又不同程度属于“问题人物”的作家来说，了解其行踪、特别是特定时间的心迹，档案具有特殊意义。“年谱”中使用的穆旦档案的材料有这样几种类型，一是他在各个时期填写的登记表和不同情境下的思想汇报和交代材料等“自述”，二是被审查过程中他人的检举、揭发、交代材料，还有就是“组织”的审查意见，所作的结论等。如何使用这些档案，是需要我们探索的新课题。个人档案里的材料，许多是当事人不知晓的“一面之词”，即使是当事人的“自述”、“汇报”，也因为产生于不同语境：受制于强大的政治氛围，或者就是受压制、被迫的情况做出，它们也会呈现不同的面貌。而且，档案不仅反映、呈现人的生活思想状况，也制约、规范着人的行为和思想方式。这种复杂情况，需要对档案材料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做仔细的辨析。肯定能有助于落实谱主经历、思想、写作、道德等的事实，但也肯定存在含混可疑，以至不实的情况。因而，在对档案中的某些材料做出确定的判断的同时，也需要有意识“解构”、暴露另一些材料可疑的，“不稳定”的性质。就后者而言，廓清材料所由产生的具体语境，以及在可能情况下，提供相关的材料作为互证（或互否）的比照，是可以考虑的方式。事实上，易彬的“年谱”正是这样做的。

在年谱的编写上，易彬提出了“突破谱主的单一性材料的局限”，更广泛处理相关的历史材料的设想。作家年谱编写虽说需遵守必要的形制的规则，但具体的处理，也会依谱主的具体情况，和撰写者思想学识，对谱主的理解等差异而呈现不同面貌。在年谱的繁简、博精之间做怎样的选择，应该没有一定之规。具体到穆旦，我们可能更倾向易彬的这种展开的方式。像穆旦这样的20世纪中国诗人，他们最大特点是个体生命与历史之间的纠结，相互的嵌入。一方面行动和写作自觉参与了“历史”行程（战争，革命，政治运动，时代转折，个人的欣悦与受难），另方面，历史也在他们身上（心性和作品）“走过”，留下深刻印痕。由于穆旦他们既主张诗歌对于“严肃的时辰”的迫近，也强调诗的艺术庄严，历史与诗艺的互相嵌入更呈现复杂的方式。上述的这些印记的呈现，是研究，包括年谱编写的重要工作。可是这些印记，可能消蚀而难以辨认，甚至湮没遗忘。犹如穆旦写40年代远征军死亡经历的《森林之魅》中说的：

静静地，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

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

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

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

历史研究工作，从这个方面说就是“抵抗”这种湮没与遗忘。我们生活在有意加速遗忘，和享乐性的无意失忆交错的时间里。在这样的时代，对某些（自然不是一切）研究对象来说，“宁失于繁，无失于略”的想法真的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没有疑问，年谱撰写的最基本，也是最高要求是求真，是材料的确切、真实，以及尽可能呈现谱主的“真实面目”。不过，考虑到材料并非可以穷尽，而能得到什么材料，能接触什么材料也存在着偶然性（当代许多档案仍不能公开；有些材料经过篡改；而诸如穆旦1953年回国的登记表等，也不知什么原因流落书肆……），考虑到年谱撰写者的学识、才情的差异，即使同一谱主的年谱，在不同时代和不同编写者那里，也会有不小差别。因此，客观、全面、真实的诉求也是相对而言，是高悬的标的。从历史叙事学的观点而言，作家年谱也是一种历史叙述，一种人物“塑造”。因而，在求真的严谨性的要求之中，基于学识之上的想象力，批判精神，也构成编写者水准的不可忽略的因素。这也许就是易彬说的“真实性”与“可能性”之间的关系。有诗人这样写道（将诗人的话引用来讲严谨的历史研究，大概不合学界的规矩）：

凡可归入结局的，都还不是真相

——臧棣：《人须有冬天的心情入门》

 2018年1月

本文原载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18年第7期“学术评论”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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